鸣声在外

手上有套《资治通鉴》

 

作者：宏毅

 

手上有套《资治通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年6月印），是三卷本，精装，标价66.80元。是以前有个新华书店门市部要搬迁，书都半价处理时买的。买来后一直没有看完，不过是有时遇到一些历史的东西查查它，把它当作工具书来用了。最近这段时间正好有空，所以准备从头读一遍。

 

《资治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他们都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其中刘攽负责两汉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我们提这部书的时候只提司马光是不对的。此外，他们又写了《资治通鉴考异》与《资治通鉴目录》来替这本巨著做说明，不过者两部分我可没看见过。

 

这本书，司马光原来想定名为《通志》，宋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序言是神宗亲自写的。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我手上的这本没有《目录》和《考异》这两部分。不过书最后附有司马光的《进书表》。

 

编成这部巨著前后共花了19年的时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才完成，可算够辛苦的。人生能有几个19年呢！据说，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那真叫坐拥书城，并且有人伺候着你读书查资料写书，什么都不用说，就俩字：幸福。还是据说，书成之后，只有司马光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页，就哈欠连连唯思睡。所以要读完它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此书完成后两年，司马光逝世。

 

《通鉴》编修工作十分艰巨，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十分丰富。《通鉴》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作为全书的骨干，然后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编写过程中，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可见编写是十分认真的。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这是他在《进书表》中的话。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书中很明显的是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68篇。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在书中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作为后世君主的鉴戒。也就是说这书是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写的。书中还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关于军事、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史学等方面的历史记载。

 

司马光撰《通鉴》，重视战争之描写，如对战国时代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 “官渡之战”，三国时代曹魏与蜀、吴的“赤壁之战”，东晋谢玄与苻坚的“淝水之战”，皆详细生动，如历其境。另外《通鉴》不书奇节，对往昔史料上所载奇节伟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屈原自沉汨罗江，严光足加光武帝腹诸事，悉阙而不录。司马光思想保守，主张政简刑轻、轻徭薄赋，对于一切急进改革，均予以否定，诋毁商鞅变法，盛赞曹参谨尊萧何律。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我喜欢编年体的这种方式，那一年有什么事很清楚，不用自己推算。编年体的史书在《资治通鉴》前还有《春秋》。

 

此书不仅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而且对后世史学影响巨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即所谓“史学两司马”。《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为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它已成为为官从政者案头必备的教科书，古往今来，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数不胜数。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他对司马光及《资治通鉴》给予了极高评价。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致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致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清代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二十世纪，台湾作家柏杨译有《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等书。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