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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怎样看待商鞅变法
作者:宏毅
我们都知道,在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主持变法,司马光是作为保守派强烈反对变法的。但是从司马光记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看,他对变法是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
周显王八年,秦孝公追慕穆公建立的功业,下令招募强秦的能人志士。秦孝公说“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听说这个消息后从魏国来到秦国。
商鞅,本姓公孙,“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好刑名之学”,因为他是卫人,所以有的书上称之为卫鞅,商鞅的“商”则指的是封地“商”。
显王十年,商鞅变法。商鞅刚开始要变法的时候,秦国人是很不高兴,不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但商鞅认为“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商鞅变法是从立信开始的,这点是很受司马光的赞扬的。这个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搬木头的故事: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司马光这样评价商鞅的“信”: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其实我看商鞅变法除了“立信”之外,最重要的是禁止言论自由,这才是成功的关键。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商鞅软硬不吃,说不好不行,说好也不行。意思就是不用你议论,我讲信誉,令出必行,你们只管照政令行事就可以了,好不好我心里有数。少了议论的人,或者没了议论的人,多了执行命令的人和遵守命令的人,法令的执行当然容易成功。
商鞅变法是循序渐进的变法,显王十年,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1.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2.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3.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4.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显王十九年,秦商鞅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废井田,开阡陌,平斗、桶、权、衡、丈、尺。
显王二十一年,秦商鞅更为赋税法,行之。
显王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从显王十年开始,到显王三十一年商鞅死结束,中间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政令虽然可以取消,但商鞅变法的成效却因为时间的关系被巩固下来,无法改变。我们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后的许多措施其实都是从商鞅变法的政令措施中来的。
司马光是儒家,商鞅是法家。儒家和法家的许多东西是互相抵触的,儒家讲仁义,法家好刑名。两家各执一端,但是中国历代的帝王却融合了两家之长,并吸收各种有用的东西,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汉宣帝有句名言“汉家本有制度,霸王道杂糅之”。司马光能从“信”的角度理解、认识商鞅变法,已经算很给商鞅面子了。在历史上,王安石的变法曾被司马光等完全给反过来的。
其实合理的治国之道,就应该是多种方式并行的。我们单看现在的中国既讲完善法制建设,又讲以德治国就可以了。
改革是激进的措施,社会发展太激进了,往往矛盾太多,太容易激化,纵然改革会取得一定的成效,如果不合理处理一直激进的走向,产生的矛盾积累激化后反而阻碍社会发展,让改革受阻,甚至让改革失败。
商鞅对自己的变法是自视甚高的,然而并不是没有人看不明白他: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烧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赵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
这个在《史记》中也有记载(其实《资治通鉴》与《史记》中重复或相同的地方太多了),也许司马光正是看明白这一点,再加上他儒家的立场,所以对王安石的变法才持反对态度的。
(读资治通鉴*卷第二*显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