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声在外

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宏毅(2006)

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作者:宏毅

 (本文曾刊载)

宋神宗为什么支持王安石变法?因为宋神宗是个有为青年,并且是个改革家。


宋神宗(1048—1085),名赵顼,原名仲鍼,英宗赵曙长子,生母为高皇后。嘉祐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0岁。

 

神宗继位的时候,宋朝统治已近百年。宋初制定的许多政策,其弊端已经渐渐显露出来,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辽、西夏在边境虎视眈眈。此时的北宋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亏空已达1570多万。在这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力求“奋然将雪数世之耻”。

 

《宋史》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做太子的时候就喜读《韩非子》,喜欢法家“富国强兵”之术。另外神宗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22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在地方上埋头苦干近20年之久,并屡次辞去进京升官的机会。在此期间,他体察民间疾苦,对基层社会情况有充分的认识,这为他以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嘉祐三年(1058)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被调到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嘉祐五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在京期间,王安石将多年来的想法,写成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文中指出,宋朝内部潜伏着诸多矛盾与危机,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意见和办法,希望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此文不仅是王安石本人政治立场和见解的高度概括,而且是以后指导变法的总路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

 

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此后的4年,王安石在金陵兴办书院,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为后来变法培养了一批人才。《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的注意,但却受到主张改革的士大夫的广泛关注,使王安石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大家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据说连神宗身边的亲信韩维也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当时公论王安石应该做执政大臣,朝野上下的舆论纷纷扬扬,使王安石身价倍增,成为妇孺皆知的名人。

 

王安石的性格比较执拗,人称“拗相公”。他一心治学而不修边幅,经常蓬头垢面出现在众人面前。仁宗在世时感觉王安石是个奸诈之人,很不喜欢他。在保守传统的人们眼中,王安石是个古怪的人,甚至有人从王安石的面相上断言其“眼中多白”,是奸臣之相。神宗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在王安石身上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其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富弼罢相时,推荐文彦博代替自己,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对此,神宗或不答或默置。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官员反对神宗重用王安石,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熙宁二年(1069)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揭开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与此同时,神宗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此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起用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变法的过程中,神宗充分利用君权的力量保证新法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守旧势力的攻击。司马光攻击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侵官、生事、征事、拒谏”,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面前,神宗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对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并同意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为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而且,熙宁三年(1070)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这些新法涉及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新法的全面推行使变法进入了高潮。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以前,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决心,保证了变法的成功,并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

 

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变得猛烈了。朝中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在每一项新法颁布之后,都会使朝廷中出现近乎白热化的争论。其实司马光并不完全是个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守旧分子,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司马光也主张改革现状,并提出自己一整套治国主张。他不止一次向神宗进言,希望从用人、理财等方面缓解各种弊端。但随变法的深入,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变法派与守旧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仅朝中的司马光、范镇、赵瞻纷纷上书陈述对新法的不同看法,就连京外的韩琦、富弼等元老重臣也向神宗表达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不满。与此同时,来自后宫势力的巨大压力也在影响着神宗。新法实行中也触及了宗室、外戚的切身利益。例如,新法变革宗室子弟的任官制度,让不少远房的金枝玉叶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招致他们强烈不满。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受到了违犯市易法的指控,他们自然十分仇视王安石。以两宫太后及皇后、亲王为首的宗室外戚抓住一切机会诋毁新法。神宗面对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内心的烦躁、矛盾可想而知。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并且从新法颁行后,各地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惶。许多人利用这些抨击变法,说天变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熙宁七年(1074),北方大旱,久不雨,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预警,并对自新法进行反思。此时,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并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原来英宗、神宗一系并非仁宗嫡嗣,因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并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此时,一个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所描绘的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动,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惨不忍睹。神宗本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却万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第二天,神宗下令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在吕惠卿、邓绾等人的要求下恢复,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开始出现裂痕,互相的信任也受到严峻的考验。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相反他认为“天变”非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

 

王安石离京之后,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走向分裂。吕惠卿是个极有野心的人,王安石离开后,他提拔亲族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扶植自己的势力。同时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他打着变法的招牌,肆意妄为,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韩绛等人强烈请求王安石返京复职。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王安石虽然回京,但吕惠卿没有放弃自己的野心。他不仅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防碍,公然挑拨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神宗发觉了吕惠卿的阴谋,将他贬出京城,但变法派阵营已经分裂。神宗此时将近而立之年,近10年的经历使得这位少年天子日趋成熟,对于变法有了自己更深的理解和打算,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076),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熙宁九年六月,王安石的爱子王雱病逝,在此打击下王安石坚决求退,十月复罢相,出判江宁府。王安石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满腹的伤悲离开京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金陵,此后潜心学问,不问世事。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077)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王安石离开后,神宗并未放弃改革的既定路线。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于元丰元年(1078)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082),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另外元丰年间,神宗实行的强化军兵保甲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神宗亲自主持的新法同样遇到朝中群臣的异议。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终年38岁,死后葬永裕陵。子赵煦嗣,也就是宋哲宗。神宗在位时“不治宫室,不事游幸”,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支持王安石变法,抑制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保护自耕农的生产条件,改善中央和地方财政。虽然在守旧势力的影响,神宗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是一位有抱负和作为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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