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声在外

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本文曾刊载）

宋神宗为什么支持王安石变法？因为宋神宗是个有为青年，并且是个改革家。

宋神宗（1048—1085），名赵顼，原名仲鍼，英宗赵曙长子，生母为高皇后。嘉祐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0岁。

神宗继位的时候，宋朝统治已近百年。宋初制定的许多政策，其弊端已经渐渐显露出来，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辽、西夏在边境虎视眈眈。此时的北宋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亏空已达1570多万。在这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力求“奋然将雪数世之耻”。

《宋史》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做太子的时候就喜读《韩非子》，喜欢法家“富国强兵”之术。另外神宗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22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在地方上埋头苦干近20年之久，并屡次辞去进京升官的机会。在此期间，他体察民间疾苦，对基层社会情况有充分的认识，这为他以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嘉祐三年（1058）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被调到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嘉祐五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在京期间，王安石将多年来的想法，写成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文中指出，宋朝内部潜伏着诸多矛盾与危机，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意见和办法，希望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此文不仅是王安石本人政治立场和见解的高度概括，而且是以后指导变法的总路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

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此后的4年，王安石在金陵兴办书院，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为后来变法培养了一批人才。《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的注意，但却受到主张改革的士大夫的广泛关注，使王安石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大家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据说连神宗身边的亲信韩维也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当时公论王安石应该做执政大臣，朝野上下的舆论纷纷扬扬，使王安石身价倍增，成为妇孺皆知的名人。

王安石的性格比较执拗，人称“拗相公”。他一心治学而不修边幅，经常蓬头垢面出现在众人面前。仁宗在世时感觉王安石是个奸诈之人，很不喜欢他。在保守传统的人们眼中，王安石是个古怪的人，甚至有人从王安石的面相上断言其“眼中多白”，是奸臣之相。神宗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在王安石身上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其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富弼罢相时，推荐文彦博代替自己，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对此，神宗或不答或默置。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官员反对神宗重用王安石，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熙宁二年（1069）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揭开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与此同时，神宗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此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起用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变法的过程中，神宗充分利用君权的力量保证新法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守旧势力的攻击。司马光攻击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侵官、生事、征事、拒谏”，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面前，神宗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对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并同意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为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而且，熙宁三年（1070）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这些新法涉及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新法的全面推行使变法进入了高潮。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以前，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决心，保证了变法的成功，并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

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变得猛烈了。朝中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在每一项新法颁布之后，都会使朝廷中出现近乎白热化的争论。其实司马光并不完全是个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守旧分子，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司马光也主张改革现状，并提出自己一整套治国主张。他不止一次向神宗进言，希望从用人、理财等方面缓解各种弊端。但随变法的深入，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变法派与守旧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仅朝中的司马光、范镇、赵瞻纷纷上书陈述对新法的不同看法，就连京外的韩琦、富弼等元老重臣也向神宗表达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不满。与此同时，来自后宫势力的巨大压力也在影响着神宗。新法实行中也触及了宗室、外戚的切身利益。例如，新法变革宗室子弟的任官制度，让不少远房的金枝玉叶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招致他们强烈不满。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受到了违犯市易法的指控，他们自然十分仇视王安石。以两宫太后及皇后、亲王为首的宗室外戚抓住一切机会诋毁新法。神宗面对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内心的烦躁、矛盾可想而知。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并且从新法颁行后，各地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惶。许多人利用这些抨击变法，说天变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熙宁七年（1074），北方大旱，久不雨，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预警，并对自新法进行反思。此时，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并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原来英宗、神宗一系并非仁宗嫡嗣，因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并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此时，一个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所描绘的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动，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惨不忍睹。神宗本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却万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第二天，神宗下令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在吕惠卿、邓绾等人的要求下恢复，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开始出现裂痕，互相的信任也受到严峻的考验。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相反他认为“天变”非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

王安石离京之后，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走向分裂。吕惠卿是个极有野心的人，王安石离开后，他提拔亲族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扶植自己的势力。同时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他打着变法的招牌，肆意妄为，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韩绛等人强烈请求王安石返京复职。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王安石虽然回京，但吕惠卿没有放弃自己的野心。他不仅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防碍，公然挑拨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神宗发觉了吕惠卿的阴谋，将他贬出京城，但变法派阵营已经分裂。神宗此时将近而立之年，近10年的经历使得这位少年天子日趋成熟，对于变法有了自己更深的理解和打算，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076），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熙宁九年六月，王安石的爱子王雱病逝，在此打击下王安石坚决求退，十月复罢相，出判江宁府。王安石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满腹的伤悲离开京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金陵，此后潜心学问，不问世事。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077）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王安石离开后，神宗并未放弃改革的既定路线。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于元丰元年（1078）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082），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另外元丰年间,神宗实行的强化军兵保甲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神宗亲自主持的新法同样遇到朝中群臣的异议。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终年38岁，死后葬永裕陵。子赵煦嗣，也就是宋哲宗。神宗在位时“不治宫室，不事游幸”，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支持王安石变法，抑制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保护自耕农的生产条件，改善中央和地方财政。虽然在守旧势力的影响，神宗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是一位有抱负和作为的皇帝。